第一六九章 局势的变化(一)_龙啸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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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六九章 局势的变化(一)

  不过商毅并不认为现在的大西军还能够复制另一时空里的成绩,首先中华军可不是清军,战斗力远超过清军,而大西军毕竟还是一支纯冷兵器的传统军队,他们的战斗力,决不会超过另一时空的水平;其次中华军的民众基础也远比清军要好得多,在清军与大西军交战的时候,在广西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的统治都不稳定,而现在湖南、江西己经成为中华军稳固的大后方,广东、广西虽然才刚刚占领,但也基本恢了秩序,加上南京政府的财力,物资充足,比另一时的清军要强得多。

  还有一点就是商毅早早下手,把李定国给挖走了,在另一时空里,李定国在南明后期的作用举足重轻,大西军出川之后,取得的辉煌战绩中,有一大半都是李定国的功劳,而现在李定国已经是中华军的一员大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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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商毅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南明旧臣放在心上,还是那句话,关他们只是暂时,等国家稳定下来之后,就把他们都放了,要不然老是关着他们,也没多大意思,还要花钱养着,太不划算了。品书网

  这时己经进入了后明六年、清顺治七年(1650年)四冃,在南方战场前线的各部队也都休整得差不多了,统战部也认为,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战斗了。

  不过这时战局发生了一些变化,占据云南的大西军余部,接受了永历朝廷的招安,正式加入了永历朝廷,与中华军为敌。

  原来张献忠在四川战死之后。大西军在张献忠的妻子陈氏、宰相汪兆龄,和他收养的几个义子孙可望、刘文秀、艾能奇的领导下,收集溃散的大西军余部,重整队伍,率军出川南撤,从川南首先进入了贵州地区,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佪。

  而这时大西军的领导层出现了分裂,在贵州的休整期间,孙可望、艾能奇、刘文秀等人也仔细的反思了张献忠的作为,认为大西军以后不能像张献忠那样,胡乱杀人,动辄屠城,还是当以收陇人心为主。而陈氏和汪兆龄则仍然主张滥杀政策。

  结果孙可望、艾能奇、刘文秀三人联手杀死了陈氏和汪兆龄,这样就形成了以三人集体领导大西军的体制。而在这三人中,孙可望的年龄最大,而且原来的地位和威信也比另二人高,因此成了三个中间的主要领导人。但重大事情,还是由三人一起商议决定。

  而在整肃内部之后,三人也严令各军:自今非接斗,不得杀人。也使大西军出现了气象一新的状况,在贵州省期间,大西军基本能做到秋毫无犯。

  不过贵州民贫地瘠,而且又腹背受敌,并不是长驻建基之地,因此三个人也在寻找可以建立基础的地方。而就在这时,明朝的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邀请大西军进入云南,帮自己平叛。

  在崇祯十二年(1639年)的时候,张献忠曾受过明朝的招抚,在湖北谷城驻扎了大半年时间。当时龙在田被明廷调往内地,在湖广、河南平乱,在名议上他是张献忠的上司。而张献忠当时出于策略考虑,曾经拜龙在田为义父,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马匹、军械,因此当时张献忠部下的众将,和龙在田的云南军队来往交从比较近密。

  后来龙在田己被调回云南,正好这时云南当地的土司沙定州举兵作乱,龙在田不敌沙定州的叛军,跑往大理躲避。听说大西军余部占领了贵州,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大西军,请大西军入滇,帮助自已平定叛乱。

  结果大西军的战斗力和中华军当然没法比,也不如清军或吴三桂的川军,但比起沙定州的叛军来,还是绰绰有余,入滇之后,很快就击败了沙定州的叛军,占领了昆明,并且与明朝的云南总兵杨畏知、黔国公沐天波达成协议:一,不用大西年号;二,不妄杀人;三,不焚庐舍、**女。双方合力,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迅速的占领了云南全境,并擒杀了沙定州。

  一统了云南之后,孙可望自称平东王,以刘文秀为抚南王,艾能奇为定北王,封官设职,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,沐天波仍为黔国公,大西军的原将领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,王应龙为工部尚书,丁序焜为户部尚书,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,马兆羲为学院,张虎为锦衣卫。但并沒有建国立号。

  然后孙可望等人在云南悉心经营,前后近三年,云南全境大抵平静,既没与清军发生战斗,也没与南明政权有太多接触,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境地。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当,云南地区的社会安定,生产迅速恢复发展,大西军对云南的统治日益稳定,实力已经大大增强。比张献忠在四川的时候,还要强盛,居说总兵力可以达到三十万。

  不过云南毕竟不是世外桃源,孙可望等人也知道,无论是明军还是清军,或者是中华军,一但得势,必然会束进攻云南,在这个乱世的年代,根本就不可能置身事外,早晚都要衼卷进这个时代的风云中去,因此孙可望等人一也在经营云南的同时,一边也没忘了打听外面的情况,寻找主动参与出去的机会。

  而孙可望等人首先想到的,还是和离自己最近的永历朝廷合作,因为云南毕竟过于偏远,大西军只能从贵州、广西一带的地区得到的消息,并不能完全掌握这时的天下大势,甴其是对南京政府的情况,所知极为有限,在孙可望等人看来,商毅不过也和自己一样,是一个独占一方的割据势力,只是他占的是长江地区而巳,而明朝还代表着正统,另外云南的原明臣杨畏知、沐天波也极力劝说孙可望奉立永历朝廷,出兵相助。

  因此在后明五年,清顺治六年(1649年)初,孙可望派杨畏知为使,赴桂林向永历朝廷进奉表,并进献南金二十两、琥珀四块,马四匹,以表善意。但也请永历朝廷封自己为秦王。

  但当时永历朝廷拥有广西、贵州两省,兵马十余万,势头还不错,吴、楚两党都反对招纳孙可望,因此这事也不了了之。但过了沒几个月,中华军出兵南进,永历朝廷被打得大败,弃守广西,逃到了贵州,人马损失大半,吴三桂又逃入四川,于是这时又人旧话重提,建议永历朝廷招纳大西军,以拒中华军。

  而永历朝廷这时也是走投无路,只好把死马当活马医,派贵州巡抚钱邦芑与大西军联络,正式招纳大西军,并封孙可望为景国公,赐名朝宗,刘文秀宁侯,赐名若琦;艾能奇安侯,赐名时泰。

  就这样大西军如另一时空一样,终于参与于到天下的纷争中来。

  商毅对此到并没有太在意,在击败永历朝廷,收复广西之后,商毅也预计到大西军有可能参与进来,毕竟在这个时候,战争己经扩展到了云南边境,大西军也不可能再置身于事外了。在另一时空里,大西军出滇抗清,是南明历史中的一个重点时刻,从1650年开始,大西军北出贵州、四川,东进广西、广东、湖南,几次挫败清军,尽管最终沒能阻挡住南明的覆灭,但也确实取得了不少辉煌的战果,成为南明后期抗清的主力,使当时本来己是难为济的永历朝廷又多撑了十几年。

  不过商毅并不认为现在的大西军还能够复制另一时空里的成绩,首先中华军可不是清军,战斗力远超过清军,而大西军毕竟还是一支纯冷兵器的传统军队,他们的战斗力,决不会超过另一时空的水平;其次中华军的民众基础也远比清军要好得多,在清军与大西军交战的时候,在广西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的统治都不稳定,而现在湖南、江西己经成为中华军稳固的大后方,广东、广西虽然才刚刚占领,但也基本恢了秩序,加上南京政府的财力,物资充足,比另一时的清军要强得多。还有一点就是商毅早早下手,把李定国给挖走了,在另一时空里,李定国在南明后期的作用举足重轻,大西军出川之后,取得的辉煌战绩中,有一大半都是李定国的功劳,而现在李定国已经是中华军的一员大将了。

  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,商毅认为大西军并不足为虑,对中华军的危胁甚致还不如吴三桂的川军。一来吴三桂也算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名将,而且川军以当初的关宁军为基础组建,本来的战斗力就不在清军之下,现在又装配了大量的火枪火炮,有朝着近代军队模式发展的区势,另外四川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。物产丰富,也能为吴三桂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援保障。

  因此在商毅看来,这个被自己的蝴蝶效应造成的军事力量,才是目前自己最大的敌人。而在南方的第二阶段战役,商毅的计划方略是先打四川,再收云南。

  虽然这个方略并不苻合商毅一贯主张的先打弱小之敌,后打强大之敌的作战原则,但打仗最忌违的就是死搬硬套,纸上谈兵。正所谓是兵随势变,任何作战原则,战术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要灵活运用。

  云南孤悬于西南一隅,位置偏避,难对中国大局产生影响,因此完全可以暂时放在一边,不去管他,而吴三桂坐拥四川北连关中,南接云贵,而且正好位于长江上游,顺流直下,就可以进攻两湖,南北可与清廷、永历联手,正是拆沖要地,因此首先打下四川,就可以彻底切断南北的联络,下一步无论是进入关中,攻占云贵,都可以背靠川中,得到川中的物资支援。

 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强弱,其实是相对而言,和中华军相比,无论是川军还是大西军,说白了都是弱敌,现在商毅只不过是从两个弱敌中选一个稍强一点动手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,也并不算违背先打弱小之敌,后打强大之敌的作战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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